作者：張來儀（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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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3日，習近平主席向第三屆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暨首屆世界漢學家大會致賀信。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指出：“在人類歷史的漫長進程中，世界各民族創造了具有自身特點和標識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互學互鑒，將為人類破解時代難題、實現共同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指引。”這一重要講話，不僅對從事中外文化交流的漢學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導航意義，而且也為廣大史學工作者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長期以來，由于各種各樣的主客觀條件限制，世界史學科關注的都是一些重要民族和國家，如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國”和希臘羅馬，中世紀的法蘭克王國、阿拉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等，近代的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日本和美國等，現代的蘇聯、美國、德國和印度等。這些民族和國家的文明極具特色和影響力，值得重點研究，但這并非世界史的全部。真正的世界史應覆蓋世界歷史上的各個民族和國家，這樣做的難度雖然很大，但這才是世界史學科的旨趣和目標之所在。因為在人類歷史的漫長進程中，世界各民族都創造了具有自身特點和標識的文明。因此，研究世界史就需要這樣的氣派和胸懷——世界歷史上出現過的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少；任何一個民族的文明特點和標識都值得關注，例如游牧民族的歷史和文明就值得學術界重視。

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互鑒

交流互鑒的價值在于文明的推陳出新。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在人類新文明的生成、發展和演進歷程中發揮過決定性的作用。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明一旦脫離了交流互鑒，注定會走向衰亡。世界歷史上諸多古老文明的消失，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因為缺少交流互鑒而導致的。各種、各類文明之間都需要互相學習、互相汲取、互相借鑒、互相促進。文明與交流互鑒相互依存。文明交流互鑒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和演變的一種主要動力源泉。

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史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穿越亞歐大陸中部、連通東西兩端的陸上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和環繞亞歐大陸南部邊緣的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通過數不勝數的中繼站連接了亞歐大陸的絕大多數地區和人民，推動了歷史的發展進步。人類文明的精神文化元典在“軸心時代”（公元前5世紀前后）形成后各自獨立發展，等待、期盼著出現一個進行溝通、交流和互鑒的歷史契機，絲綢之路恰好就承擔了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

絲綢之路形成后不斷延伸、拓展，貫通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西亞文明、中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等人類精神文化的源頭，使之匯合成世界文明的浩蕩巨流。尤其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極其重要，它的貫穿使南俄草原和中亞草原成為匯聚各大文明的經濟、文化走廊，頓河流域因交通便利成為大草原上的精神高地。絲綢之路激發出一種新文化精神——相互交往、互學互鑒的雙贏精神，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和人類文化及思想境界的提升。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中說：“最遲從公元前4世紀開始，歐亞大平原東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國北方的燕國發生了直接的接觸。”“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歐亞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團，其文化上的作用遠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湯因比獨具慧眼，注意到了人類沿著絲綢之路進行的各種文化交流，指出不同文明之間相互碰撞、融會是衍生、催促新文化因子成長的重要途徑。

通過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鑒，東西方的藝術文化得以相互融通，甚至會形成新的藝術類型、藝術樣態、藝術作品。西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劉利平說：“絲綢之路藝術呈現出的豐富性與差異性、關聯性與傳承性，正是不同藝術融會貫通的結果。因此，絲綢之路藝術是不同藝術之間不斷變化發展進而相互融通的發展過程，所呈現出的藝術生成機制是動態的，發展進程也是綿延伸展的。”通過絲綢之路，東西方的各種生產技術、文字、藝術、科學技術、知識、思想和宗教信仰等文明要素，都在不斷擴大的時空范圍內通過商人、僧人、旅行者、官方使節、學者、求道者和布道者而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交流、交換。

文明交流互鑒史研究意義重大

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上延續時間最長、距離最遠、涉及民族最多、文明類型最為豐富、交往方式最為和平、影響最為深刻而長久的一種歷史交往。陸上絲綢之路這一東西方歷史交往的大通道，是經由歐亞內陸這一樞紐區域而架構起來的。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彭樹智在《我的文明觀》中認為：“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騰向前的大動脈。”研究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載體——歐亞交通是一項頗具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工作。

東西方之間的文明交流互鑒歷史展現出無窮的學術研究魅力，值得深入挖掘。它有從普遍性的封閉走向普遍性的開放、從自在走向自為的漫長過程，經歷了從個人、家族、部族、部落聯盟、民族、國家、地區走向廣闊世界的洲際大跨越，存在著從情緒化、偶然性走向理性化與必然性的民族心路歷程。史學工作者應當聚焦文明交流互鑒中所衍生的傳承與傳播、善擇與擇善、了解與理解、對話與對抗、沖突與和解、包容與排斥、適度與極端等問題。只有深入探究這些與文明交流互鑒密切相關的話題——教化、涵化、內化、外化、同化、轉化、異化、人化等問題，才能成為一名真正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才能為溝通中外文化、增進理解合作而貢獻出自己的綿薄之力。

研究東西方的文明交流互鑒史不應忽略居于東西方之間的游牧民族的傳遞、接力作用。由于游牧民族遷徙、征戰、貿易與傳教等交往活動，使歐亞大草原內外形形色色的民族及其文化、經濟、政治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文明交流互鑒。因此，對草原歷史進行理論層面和現實意義的縱深拓展，將為絲綢之路史研究打造出新的學術視域和研究平臺，從而推進絲綢之路史研究整體性與大局觀的形成。

我國有許許多多“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來源”的器物，其中許多是通過絲綢之路而傳入的舶來品。這既是中華文明進步發展的明證，又體現出中華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質——開放與包容。我們應承擔自己的責任，大力研究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要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介紹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更要讓世界來傾聽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宏大敘事。作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需要深刻理解西方文化向中國的輸入以及中華文化的不斷擴充豐富與納新變革，以展示中華文化的多元結構和“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則離不開追溯歷史淵源，離不開文明的交流互鑒。重視、研究以絲綢之路史為核心的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南俄草原的歷史交往研究”（19ASS008）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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